人工智能时代既是美好的时代，也是恐怖的时代，既可能使人类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也可能将人类几十万年的演进毁于一旦。这种好与坏的方向取决于人类是否意识到这种可能，并尽可能地做足坏的防范和好的引领。对于管理者来说，必须尽早思考在人工智能时代管理所面临的变化。

 

　　人工智能时代，企业管理对象、方式、目标和手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既然要变革管理，就要将这些问题搞清楚。

 

　　管理对象的变化

 

　　一直以来，对于人性的假定和探索都是管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哈佛大学梅奥教授在霍桑实验中发现，管理学中的人是社会人，他们不仅在意经济利益，也在意工作中与他人的关系。或者说，管理学中研究的人是计谋人，他们会评估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做出对个体有利的行动。

 

　　还有，基于“人之初，性本懒”的观点，麦格雷戈提出了管理中的X理论，提出了组织激励中的Y理论。但是总体来说，对于人的“无赖假设”是西方组织体系、机制、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对于“套路”或者“潜规则”的运用，也是计谋人普遍采取的策略。

 

　　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关于人的各类数据连续被采集、分析和反馈，慢慢成为“透明人”和“空心人”。人在实现个体目的时候很难不被发现。智能时代对于人的管理，其出发点是“人之善”，计谋人将很难存在。

 

　　另外，越来越智慧的机器人，将成为被管理对象。对于机器人的管理，不能简单地将机器人看作物品、机器、奴隶，更应该看作另外一种平等的智慧体、合作的智慧体、具有协商机制的智慧体。当人变得越来越“透明”的时候，尚处于灰箱机制的机器人就要开始关注成为未来管理学的对象。从这一点上来看，未来的管理学必然会面临巨大变化，管理者要认识到肩负的重任，并努力前行。

 

　　管理方式的变化

 

　　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上，组织为了提高劳动者的绩效，车间流水线之父亨利·福特还有事业部创建人通用汽车总裁斯隆，都在组织管理方式方面做了历史性的探索。

 

　　福特的车间流水线模式，按照程序安排工人和工具，运用工作传送带传送工具，使用滑轮装配线转运备件，极大地降低了工人的多余活动和动作，将工人固定在流水线上，用标准化的动作来完成既定工序。

 

　　福特时代，车间就是组织管理的基本单元。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仅靠车间的高效运转很难带来整体的高效，只能带来组织内部的巨大内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小艾尔弗雷德·普里查德·斯隆在通用汽车公司构建了科层式的分权集中管理模式：建立专业、冷静、精明的管理团队，划分高效、可靠、机械的管理流程，运行分权经营与集中控制管理，授权事业部获得前所未有的责任，定位企业高管更加关注战略，引领组织的分权化。到目前为止，这种科层式管理方式依然被运用在大中型组织的日常运作中。

 

　　不可否认，斯隆的科层式管理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方式的假定使大型组织人员过多，不同分工形成了很多单元、信息不畅、沟通成本高。人工智能时代，人不再是劳动的主要完成者，机器人将成为主力，智慧的中央调动平台会让信息实时畅通，最优的决策会在第一时间下达给下属，如此科层式管理方式是否还有留存的必要，就值得思考了。

 

　　管理目标的变化

 

　　在整个20世纪，组织管理的目标都是绩效。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人的大量运用将使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服务提供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产品价格越来越低，物质带来的绩效感快速下降。一方面，机器替代人类节约出大量的空闲时间，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精确管理与精准技术大幅地延长了人类的寿命。因此，时间不再是制约性资源，如何花费时间过上明智、合意且完善的生活将会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

 

　　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人们对于精神需求的渴望就会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时代的企业绩效目标将会变成——为客户更加高效地提供丰富多元的精神产品。社会需求的调整，企业必须将“提供更丰富、更个性化的人类精神服务产品”作为智能时代的经营目标。

 

　　管理手段的变化

 

　　工业经济时代，为了更好地度量劳动者的劳动量并给予相应的奖惩，企业都会设计各类关键绩效指标，并将这些指标作为管理的手段和工具。但是到了人工智能时代，企业要提供丰富多元的精神产品，而这种创造性的精神产品很难通过一套设计好的KPI体系来评估，员工的创造性也很难通过KPl的压力来激发，对于表现好的员工更无法通过单一的物质奖励来产生激励效果。

 

　　人工智能时代，可能采取的管理手段是让工作和人的兴趣保持一致，通过人的内在价值追求来驱动创造力，通过实现人的成就感来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此外，已经获得较高智慧的机器人在长期学习中也获得了情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手段，是一个还未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管理者要尽早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1)充分认识人工智能带来的人的问题、机器人的问题，认真反思经典管理知识，尝试思考“在这样一个关于人的特性发生变化的时代，应如何构建新的管理学理论丛林”。机器的人化到人的物化，从物质的匮乏到精神的匮乏，从时间的稀缺到创造力的稀缺，从外力驱动到内力驱动，从超大型组织到小而美的灵活形态……这些重要的变化都将对管理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2)积极思考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新型组织管理理论、国家治理机制创新和全球治理机制创新，让所有人一起来共享人工智能带来的自由发展机遇。人工智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颠覆性的技术进步，不进行宏观层面的机制设计与管理调节，很可能直接导致人类社会的两极化。一部分人坐拥大资源，进阶到“自由国度”;多数人被赶到社会边缘，直接“被抛弃”。

 

　　(3)认真考虑人工智能带来的关于高等智慧体的管理问题。相对于前两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更加具有不确定性。人类孕育了高等智慧体，但并没有充分掌握高等智慧体的所有智慧，这就为高等智慧体的失控留下了隐患。但是无论如何，在孕育高等智慧体的同时，还要为他们建立和谐共处机制，为风险做好预防。

 

　　(4)不断推进各个学科之间的协同与共享。在技术的驱动下，企业从工业革命，到信息化，到大数据，直至智能化，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但是智能化却是第一次让人对于时间、死亡、遗忘甚至痛苦失去了概念，动摇了长久以来的哲学基点，或许将成为智能时代人类最大的痛点因此，改变管理手段的时候，就要尽量推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协同和共享。